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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評上教授、副教授需要發表幾篇核心期刊論文嗎?

時間:2020年09月30日 作者:人大新聞系 來源: RUC新聞坊

 

美國心理科學協會主席巴瑞特曾用“軍備競賽”來形容當今學者們在論文發表上的激烈競爭。雖然破除“唯論文”的呼聲已響起多年,但時至今日,論文依舊是研究生畢業、職稱晉升、學科評估等環節中評價一名學者學術水平最直觀的、“硬氣”的證明。

當蓬勃的發表需求撞上有限的版面,當多層次的作者遇上求精、求質的編輯部,誰能殺出重圍,有所斬獲?而在新聞傳播學科,這桿論文供求的天平又在如何偏轉?

一、“產能”過剩,供過于求?

不同新聞傳播院校和相關機構對核心期刊的評價標準不盡相同,這其中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核心期刊”目錄和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目錄”相對認可度較高。因此,本文中提及的核心期刊專指這兩套目錄中收錄的新聞傳播類期刊和編輯出版類期刊。

2017年至2020年,上述核心期刊每年收錄的論文總數為7000~9000篇,每期收錄的篇數從6篇至94篇不等。

新聞傳播類核心期刊收錄論文總數逐年遞減;《新聞與傳播研究》收錄量最小,發稿難度大

近年來,這個總數在呈現著不斷緊縮的態勢,從2017年的8944篇,到2018年的8234篇,降幅為7.9%,2018年至2019年的降幅則為6.5%。兩年間,核心期刊的收錄論文總數相對減少了14%。

如果把期刊發表的供稿量和發表量放在一個天平的兩端,那天平毫無疑問是傾斜的。

“當前國內期刊發表市場出現了嚴重的供需不平衡,也就是版面有限,但是發表需求卻非常巨大。我國碩士、博士、教師隊伍不斷擴大,但是期刊種類和期刊版面卻很穩定。”國內某新傳學院李教授在接受RUC新聞坊采訪時說。

供過于求意味著在如此強大的競爭壓力下,只有相比而言“更優質的論文”才能被收入核心期刊,進而印證了核心期刊的文章質量和刊物價值。隨之而來的是高校越來越看重具有“高含金量”的核心期刊上的論文發表量,學者對于核心期刊的投稿越來越趨之若鶩。一個吊詭的惡性循環逐漸形成。

對高校教師而言,發文量將與評職稱直接掛鉤。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鐘新表示:“現在高校招老師要求比以前高很多,比如說一個人如果想要到新聞學院當老師,至少要發表數篇A刊論文。”西南地區某高校一名青椒講師則提到了當下高校中盛行的“非升即走”的要求,這更驅動著老師們的撰文、發文。

搜集整理高校官網及其他公開的專業技術資格評審辦法也可得出,在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科中,論文發表數量隨著所評職稱的遞進而水漲船高,相對于講師職稱評定需要平均0-1篇的核心期刊要求,評副教授則是2-5篇,而評教授時,這個數據上升為3-8篇核心期刊論文(需要強調的是,這不是一個教師獲得教職以來所有發表的數據,而是在他/她獲得現有職稱之后重新歸零計算的發表量)。其實,這只是各校文件規定中的保底數據,在現實的職稱評審中,為了盡可能獲得更多的相對競爭優勢,教師們往往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力爭更高的發表數據。

綜合來看,學科評級為"A+"的院校對教師的核心期刊發表量的要求較嚴,但對總發文量要求并不突出(如下圖所示)。評級靠后的C類院校和A類院校的要求較為相似,反而是處于中間地帶的B類院校在這方面表現突出,如學科評級為“B-”的院校不僅對教師評職稱的核心期刊發表量超過了"A"類院校,甚至要求的期刊總發文量超過了“A+”類院校?紤]到科研發表是學科評級中的重要指標,B類院校對教師發表的高要求與這些院校更急迫地希望升級不無聯系。

一般情況下講師職稱評定需要發表0-1篇核心期刊,教授需要發表3-8篇核心期刊

而對在校時間有限的學生、尤其是部分有硬性發表要求的博士生而言,發表論文更是從一入學就面臨的畢業壓力。

為了從更整體的層面了解新傳博士生發表論文需求,我們以各院校申請博士學位論文發表要求中以核心期刊為標準的量化數據估算了2020年招收的這批博士生的最低論文發表需求。除去從2019年起不做硬性論文發表要求的清華大學,以及數據缺失的包括山東大學在內的七所大學,其余21所設立博士點院校2020年擬錄取的新傳博士生共計465人,這些博士生畢業前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的最低需求總數為888篇。

如果將這些論文發在同一本期刊上,以《國際新聞界》為例(該刊每年出版12期,每期刊載論文8-12篇不等,201912期共計刊載了117篇論文,平均每月刊載論文9.75篇),888篇論文足以供其出版91期有余,需要7年零8個月的時間才能刊載完。

2020年全國擬錄取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完成畢業總共需要發表至少888篇核心期刊論文

結合博士3-4年的學制,也許這個數字似乎并不恐怖,但另一個因素也應當被考慮:博士并非只需要和自己的同儕競爭,在這條賽道上,還有他們的老師和來自學界、業界的大牛們。留給他們的發表空間相當有限。

二、馬太效應,強者恒強?

2017年至2020年,新聞傳播類核心期刊中發文量最高的101位作者中,有66名在發文時為教授,11名為副教授,而博士/博士后僅有6人,無碩士生。

發文量最高作者TOP101榜單中大部分為教授、副教授,博士/博士后僅6

對于核心期刊而言,其自身凝聚著該學術領域最具價值、最具影響力的研究,因此在學術界作為“權威”存在。作者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與學術能力的高低、論文質量的優劣掛鉤。鐘新教授透露,期刊編輯為了保證出刊質量,提高作者團隊整體的職稱水平,就某一專題組織若干篇論文時,會主動選擇向教授、副教授們拋出橄欖枝,進行約稿,“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學生獲取約稿的機會就要小一點。”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劉寧在2020年的兩會討論中指出,不少期刊存在“一看是博士生論文就直接拒絕了,或者讓學生加上導師名字再投”的現象。根據她的統計,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發表博士生作者獨立署名的論文,占總發稿量的比例大多在4%以下,碩士生作者獨立署名的論文已基本絕跡。因此她呼吁改進期刊管理機制,對青年學者獨立發表論文給予更多鼓勵和支持。

獨立發表不易,不少碩士、博士研究生選擇與導師合作研究。這也是導師們指導學生、幫助其提升學術能力一種方式,同時也能在投稿環節有所助益,通過合著起到“敲門磚”的作用。

李教授與學生進行合作研究的一般模式為,導師提出選題和方法,指出文獻查閱方向,研究生采集數據并做初步分析,導師再進一步提出修改方向并且撰寫論文中最難的觀點和結論部分,最終根據工作量確定署名順序,進行投稿發表。

根據RUC新聞坊的統計,在新聞傳播學科的核心期刊中,獨立發表的作品雖然依舊占據主流,但合著發表的比例也很高,甚至在某些期刊,合著發表的比重超過了獨立發表。

此外,在2017-2019年核心期刊收錄的論文中,基金項目類論文占比近1/3,相比新聞傳播學類核心期刊,編輯出版類核心期刊中基金項目類論文的總體比重更高。

2017至今所有核心期刊,共計收錄29431篇文章,其中獨立發表論文數量較多,基金項目類論文占比近1/3

除了上述因素,學術圈的人脈是否會影響論文的發表?能在編輯部“認識個人”,能否成為屢投屢中的鑰匙?

以《國際新聞界》為例(見下圖),論文進入投稿系統后,先經編輯部初審,通過的論文會進入匿名評審。

李教授表示,只要進入初審后的專家審稿,碩士和博士受到的待遇是比較公平的。部分期刊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則,例如有的期刊不發表碩士生作為第一作者署名的論文,但在新聞傳播領域,這樣的規定較為少見,也比較寬松,碩士、博士論文發表的關鍵依然是學術水平而不是身份標簽。

他認為,稿件質量決定著期刊的生存,沒有任何一家期刊能夠冒著風險降低學術要求。鐘新教授也表示學術人脈充其量只能幫助作者了解一下投遞流程,以及在海投的時候“幫忙盯一下”,不至于讓自己的論文淹沒,但也僅限于此。“最后能不能發表,還要看你論文的質量如何。質量是擺在第一位的。”

一篇論文從投稿到審核,一般需要經歷編輯初審,同行評議(專家評審),編委會再審三個步驟

《國際新聞界》采取的是雙盲同行評審機制,即,提交評議的作品隱去作者姓名與相關信息,反饋的評議結果隱去評議專家的信息,以保公平公正。而“雙盲”并非核心期刊同行評審的統一標準,部分核心期刊采用單盲同行評審機制,有的期刊沒有明確表示自己采用怎樣的評審方式。

雖然不少核心期刊公布了自己的審稿規范,但是在制度和執行之間,依舊存在著差距。對于作者們而言,論文投遞后,面對的或許仍是一個“黑箱”。一些運轉規范的期刊會注明自己處理稿件的時間,即使無法錄用,也會給予讀者以評審意見。而部分期刊則往往需要投稿者付出更多時間等待可能的無所回應。

在采訪中,我們發現,不同于老師們對論文評議機制的信賴,在另一個溫層,相對距離這些期刊編輯部更遙遠的學生們則顯然較缺乏信心,其中不少人依舊篤信著人脈的作用。RUC新聞坊采訪的兩位在讀博士生與兩位在讀碩士生均認為,“學術人脈”對發稿成功與否有較為直接的影響。

除了作者個人的職稱,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作者單位也是“頭部院校”的集聚。

2017-2020年新聞傳播類核心期刊發文量排名前100的機構,高校作為學術研究的重鎮,占據72個席位遙遙領先,研究院以17席緊隨其后(如下圖)。

核心期刊發文量最高的機構多為高校,人大、清華、負擔為核心期刊發文數量的TOP3

而進一步聚焦核心期刊發文量前十的機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三所知名學府排行前三,所有上榜的學院評估等級均在B級及以上,而非頭部院校的師生在核心期刊發文數量總體上相對較少。

結語

論文供需不平衡的現狀,對青年學者的影響尤為顯著,因為從升學到求職,再到晉升,每一步似乎都離不開論文發表的量化指標要求。

做學生時,導師的幫助或可分攤不少焦慮。但離開象牙塔走上教職崗位之后,“青椒”們則需要獨自面對這個更青睞名家的論文發表體系。

想要真正化解供需不平衡的矛盾,還是要在學術道路的各個環節上打破“唯論文”的評價體系,提供更加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考核標準。

破除“唯論文”的改革,其實正是對如何評估學者學術能力展開制度層面的探索。

2019年,清華大學修訂《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培養工作規定》,提出“鼓勵依據學位論文以及多元化的學術創新成果評價博士生學術水平,不再以學術論文作為唯一依據”,從學校層面解除了論文發表量的硬性指標。廈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考核標準中,也認可相關專著譯著、一流國際會議論文來折抵核心期刊發表。

科研項目評估、學者晉升體系中存在的“唯論文”導向近來也有所改變。20197月,南京林業大學蔣華松老師憑借突出的教學成績被評為該校首位“教學專長型”教授,“沒有一篇論文也能評教授”引發熱烈討論。

2018年初,北京市出臺《關于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及社會科學人才的代表作除論文外還可以包括理論文章、決策咨詢、研究報告等,論文不再是申報職稱的限制要求。

而“求”這一端,也有人將改革的目光投往期刊評價體系。2020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寧就帶來了有關人文社科期刊評價體系改革的提案,“建議規定35歲以下的青年作者獨立署名的論文,刊發數量不應低于刊物全年發稿總量的10%”,用政策的傾斜鼓勵青年學者進行學術探索。

論文是總結、呈現學術研究成果的典型形式,而期刊在其中扮演的則是去粕留精的“淘金者”角色,為優質前沿的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提供高效的交流平臺。論文供需不平衡是考核制度走向僵硬刻板帶來的不良影響,及時的救偏補弊才能促進國內學術生態良性發展,讓學者有更自主的研究空間,讓多元化的成果獲得共同的認可。

來源:

https://mp.weixin.qq.com/s/qA12XFJvJkF7KpSQrsLN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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